红颜

李玉：女人的心能走多远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依旧是看上去一水的中国电影，除了李安的金狮，内地大腕们开首映式走红地毯的气势也丝毫不逊国外明星。折腾到最后，得奖的内地影片却是一部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的讲四川方言的《红颜》，同样意外的也包括该片年轻的女导演李玉。“我是9月10号早上参加新闻发布会，被通知拿到了欧洲艺术奖，本来参加的‘地平线’单元是鼓励另类新鲜创作的，倒没拿到，我还挺盼那个的。”后来发行人员告诉李玉，这个欧洲艺术奖是欧洲艺术电影联盟评选出来的，意味着《红颜》的艺术片品味被欧洲认可，将在欧洲3000家艺术院线上映，“这个奖实在。”因为太匆忙，10号下午颁奖礼上的李玉，依然身着灰色T恤,牛仔裤，“开幕走红地毯我穿了礼服的。”不过当时媒体的聚光灯还在《七剑》《长恨歌》这样浩浩荡荡的剧组上。李玉说，“我没想到得奖，毕竟这只是我的第二部电影，觉得去交流一下会有收获。当然，从功利的角度，得奖还是有帮助的。”尽管这么说，李玉的电影处女作，独立拍摄女同性恋故事的《今年夏天》在2001年就在威尼斯获得了“艾尔维拉。纳塔莉”奖，此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是唯一得过此奖的中国影片。电影《红颜》讲述的是一个10岁小男孩和26岁女人的故事，他们彼此吸引、温暖，直到发现是母子关系，女人离开了。“我10岁那年很喜欢邻居一个叔叔。可能和我缺乏父爱有关系，整天围着他，觉得和他说话很好玩，他給我买了一个红书包。”李玉74年生，但看上去还要更小。她身姿轻盈，漂亮的很有味道，话多了就透出天真本性。当我谈起看过李玉的第一部纪录片《姐姐》的时候，她开心的撩了一下长发，很快进入了谈心的状态。从早期的纪录短片《姐姐》《守望》，到现在的两部电影，都是以女性的精神困境作为主题，男性角色则面目模糊，不是早逝就是无爱。“从我记事，父亲常年出差，和母亲感情不好，可能他已经有了情人，男性这个概念我自己小时候就很模糊。所以《红颜》中所有的家庭父亲的角色都是缺失的。我也不大会拍幸福的家庭。”这样放弃对男性形象的阐释，和“影片中的主动生活的女性形象”为她带来了“新女性主义电影导演”的头衔，李玉强调“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喜欢男人，享受两性关系。我从不提倡男女平等，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平等，只觉得男女之间是永恒的自然矛盾，我的作品不想抗议，更不想改变。”李玉说更深层次的主义就留给影评人们去想吧，自己不是有意要拍女性题材，只是凭着本性做电影。“男导演拍女性总是被动受压迫，我却不费力气让女人主动表达，可能天性就擅长。” 将男性作为陪衬的同时，李玉作品中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却异常残酷而鲜活，对于母女关系的表达让很多人“心里难受又说不出”，成为李玉女性电影的特点之一。在《今年夏天》中，母亲给女儿介绍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发现女儿不爱男人以后，自己嫁给了他；《红颜》里母亲发现女儿怀孕，只能用鸡毛掸狠狠抽打女儿，嘴里无力的重复“你不要脸”。回忆这个镜头，李玉说“我母亲就是那样打我的，只是事因不同。”谈及对自己母亲的情感，李玉总结“又爱又恨”。“母亲是一个失败者。她的父亲兄妹人人优秀，只有她自己爱打扮爱跳舞，没有事业，没有初恋，嫁给父亲又得不到爱情，所以性格忧郁，我出生后她把自己一生没有实现的东西，包括感情的失落，全都强加在了我身上。”在李玉眼中，以往中国文艺作品阐述母女的关系，总是以长辈与晚辈的角度去写，妈妈怎么慈爱奉献，女儿从叛逆到懂事，大团圆的泪水，滥俗的影视剧。“我觉得母亲和女儿，首先是两个女人。从人性的角度，你就理解她们也有互相嫉妒，引起我对母亲恨意的，就是人性那部分。女儿对母亲的逆反，其实是害怕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这种本能的痛感，用在电影里，我觉得可以唤回人的淳朴。”敏感、早熟的女儿心底埋下了对于母女问题的最初思考，这种思考后来反复出现在李玉的各类创作中，成为她女性世界观的一个起点。不是学院派出身，也没有学过任何拍摄基本理论，李玉拍片靠的是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凡的洞察力。她说自己2岁摇摇晃晃就敢闯到院子里别人家去，就呆在那看。每天放学路过别人家都会有意听和看，“不仅仅是偷窥的快感，那种对一个人的发现太好玩了。我有个邻居平时是慈爱的解放军叔叔，但是回到家就说脏话，打老婆。小学时我开始想探询一个人和各种关系的可能性。”就像电影中偷窥的男孩一样，李玉也喜欢看自己的母亲，“人是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最自然的状态，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儿时有一次无意看到妈妈在厨房擦身，背部曲线美极了，臀部鲜活让我惊叹，我在红颜里想重现这一幕，但是臀部的镜头还是被删掉了。”单凭这种观察的本能让进入纪录片行业的李玉如鱼得水。就像怀斯曼评价的，李玉的观察可以让摄影机（观众的眼睛）变成墙上的苍蝇。“什么都不拍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在央视《生活空间》担任编导的6年中，李玉拍出的片子得了不少奖，96年的处女作《姐姐》在“国际纪录片大会”让怀斯曼等大师惊叹“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拍的这么超前了！”到现在还是广院、北影等院校的教学片。“《姐姐》本来是公安部想拍一个优秀警察的家庭，我去他家呆了几天，一家四口，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女，但妈妈无意中一句‘这个女孩子不讨人喜欢’，一下子就把我留下了，母女之间的敌对很有意思。一个6岁小姐姐被当成大人一样对待，而她觉得妈妈更喜欢弟弟。”在女子监狱发现根本没有改过的吸毒女，在心理医生家发现仇视母亲并且深深恋父的14岁女儿，李玉顺着蛛丝马迹将看似常态的生活的另一面反转过来，她迷恋这种观察、发现和拍摄的过程，“拍纪录片已经决定了我的电影的风格走向。那种积淀很有价值。现在我最怕演员作功课，混沌等于丰富，我的演员大都是蒙着的，那种力量感太棒了，职业演员里刘烨懂得这种方式，无招胜有招，你会觉得他很丰富。”《红颜》的看片会，崔健、王朔、王斌、洪晃、徐静蕾众多好友都来捧她的场----其实没人看好这部电影，李玉说“四年没做东西，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漂亮女孩儿。”自己躲到场外抽了2小时烟，故作轻松回来，却遭到崔健熊抱和女友们含着眼泪赞许，总算扬眉吐气。李玉对美貌的态度颇为冷淡甚至嘲讽。她甚至没什么照片。“我希望自己老了以后不是美丽的老太太，而是可爱的老太太。女人的可爱更真实。”不看重美貌虚名，也不贪恋舒适物质。李玉的人生有两次中大的转折，一次是95年辞去济南电视台新闻主播的岗位，到央视新开办的《生活空间》当编导；另一次是01年跳转独立电影圈当导演。“我是我们台最邋遢的女主播，我就爱写小说，对化妆换衣服很苦闷。我妈选的路，16岁开始做少儿主持人，大学就一直做新闻主播，连卖烤地瓜的都认识我。房子都分了。我有时候做节目，台领导来看都说我好，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是看到头了。”都不知道《生活空间》要不要自己的李玉递交了辞职信，台长说“你明天在北京被车撞死都没人管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们连刷马桶都拍挺好玩的。”李玉的路说拐就拐，“5、6年做一件事够长了，那种凭着职业习惯轻松做事的感觉太无聊。反而是人家觉得没谱的，我特喜欢，我追求的是让心灵自由的生活方式。”后来做纪录片也是一样，“干活和创作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运气挺好的，每次跳下去都不是深渊。”第一部地下电影《今年夏天》，投资近50万，李玉卖了良乡的房子，又借了20万。“我拍完都不知道还有电影审查这一说，就自己闷头作。结果给禁了。”《今年夏天》只在北大同性恋电影节放过一次，不过海外的放映收回些成本。04年拍《红颜》有经验，剧本改了十几遍通过审查，片子拍完只剪了一些激情戏，公映到现在已经有了40多万的票房，尽管离800万的成本相差还远，客串钱老板的制片人方励迄今投资了四部独立电影，没把挣钱当目标，李玉的心态更放松，“紫蝴蝶不是才7万？”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一个问题，女人面对各种关系交织下的精神困境的茫然不知所措。尽管红颜中小云最后出走了，但她究竟会走向何方还是未知。从小物质生活优越的李玉觉得，现在中国人主要的问题是面临精神困境。“物质发展太快，精神跟不上，你看越来越多物质生活无忧的人自杀或者抑郁，没有特别写实的作品反映。第六代导演反思80年代我不是不同意，只是怀旧完了也要关照一下当下啊。”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把人带入内心困境的自问，而不是归咎于社会，“但是远远没有完，我就是为了不知道而拍，各种关系交织成的困境，一部片子找不到出路，只是给大家开扇门。我拍电影想知道的问题是，女人的心能走多远？”李玉觉得，有一些女人，不管方向对不对，会让你感觉她的脚步没停。“比如刘晓庆、莎朗斯通、那个80岁还穿粉红衣服的富婆‘小甜甜’。”李玉说自己拍电影也是要往前走的，“张艺谋那么理性是注定成功的人，我自己走的是极端非理性的路子，我的电影是凭本性拍出来的。” 人物志：各大电影节的奖项，“新女性主义导演”的名号，为人称道的年轻美貌，李玉已经走出很远了，然而这一切不过刚刚是个开头。当主持人、写小说、拍纪录片、做电影导演，“我只是想知道，女人的心能走多远。”使用全球通多年的李玉明白，不断勇敢地突破常规，探寻和扩张内心的世界，是自己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