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尤其对于《无辜的人》这部影片而言，“暧昧”已经成为它的既定标签，被无数评论家反复咀嚼品味。标准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当年将其收录并发行“权威”影碟，足见对其质量的肯定。特吕弗称本片为希区柯克离开英国之后最好的英国电影，马丁·西科塞斯也将其列为个人恐怖电影十佳之列，宝琳·凯尔更是赞誉本片是她看过最好的恐怖片，最后也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提名。但是，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的观众，仍或多或少忽略了这部贯彻英国传统文学风格的悬疑作品。 1961年上映的时候，即使有黛博拉·寇儿这样的女明星，影片也并未取得市场成功。以现代观众的眼光来看，它是典型的心理惊悚片，并且已经完全吓不到我们了。不可否认，影片中期有一处介于梦幻与现实中的段落，女主角在夜晚的豪宅中惊慌失措，突然出现的脸会让人眨下眼睛，内心颤抖半秒钟以外，便没有任何东西能引发我们足够的恐惧了。当然，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这要归功于杰克·克莱顿出色的美学掌控力，以及编剧（医生）卡波特和哈罗德对文本风格的坚持。

我们现今看到了许多创造暧昧性叙事的影片，比如《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与《无辜的人》类似剧作方法的运用，虽然它不是恐怖片。特别是一些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比如《穆赫兰道》，最明显的是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导演，妮可·基德曼主演的《小岛惊魂》，从场景到氛围到利用主角本身制造内在矛盾反转，都受到了《无辜的人》影响。在这里，我忍不住要举一个可能会让人意外的反例，就是韩国恐怖片《哭声》。 《哭声》的视听语言极为扎实，放到世界上都是第一梯队的。但是由于罗泓轸过度痴迷于悬疑与多义性表达，导致影片的暧昧性叙事从始至终都没能建立起来。整部电影在不断的否定和颠覆中发展，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不会被推翻的。前后矛盾的线索之繁杂，相互交织相互矛盾，不仅消解了形式的完整性，同时也在文本上最终崩溃了。《哭声》的问题就在于确定性与暧昧性的对比，没有适当唯一的细节去支撑某一种解读，任何一种论证都面临着反例的质疑，缺乏足够的镜头暗示和线索张力，终于导致剧作的不连贯以及无数的非合理性冲突。

哭声

《无辜的人》在视听上无疑也是极其精致的。大量的深焦镜头让叙事空间产生出足够的深意，哪怕是对于伟大的《公民凯恩》而言，本片也够格成为它“最好的学生”，甚至有些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味。由于主要场景设置在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内，同时又要符合宽银幕的规格需求和景深感，克莱顿安排了许多高亮的硬光。在一些镜头中，我们甚至能明显感觉到天花板上的灯光会跟随人物移动，但是这并不会让观众产生观看舞台剧的形式上的虚假，而成为某种贴切叙事的艺术逻辑。 本片深焦镜头的独到之处在于，在一些关键情节中，将画面一分为二，前景人物的面孔极为巨大，有时会形成特写，后面的人物比例非常小，处于全景之中。这是凭借宽银幕的优势所实现的，足够的面积让对比强烈的信息呈现在同一画面中。同样，这也在故意营造一种视觉上的不协调，从而牺牲合理的透视关系。而透视关系的扭曲，又渲染出了惊悚感。

包括前后景人物的选择也是巧思而成的。首先《无辜的人》遵循典型的古典主义构图，若按照沃尔夫林的说法，古典主义构图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则，即画面左侧的视觉重量往往会得到加强，以平衡整体的构图元素比例，因为人的观看习惯是从左至右的。 无论导演有意还是无意，《无辜的人》都符合这一特征。黛博拉·寇儿饰演的吉登斯在被镜头放大时，常常在左侧，后方的人物距离之远，基本切断了与观众和主角的联系。这其实达到了一种主观镜头的效果，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女主角的脸，但我们似乎有意要忽略她面孔之外的内容，或者只能模糊地被注意到。这些时刻，也正是女主角遭受内心焦灼，沉浸于臆想之中，无法清醒面对现实的时刻。在占据半个画面的近景-特写镜头下，我们受到演员表情情绪的感染，与她一同进入思维的幻象，从而忽略了那些真正发生的事情。

“鬼魂”的出现也是如此。在最后一场戏中，小男孩迈尔斯位于画面右下方，背后的窗户成为无人关心的主体元素。但是过了一会儿，窗户左上方隐现出死去男仆的脸，瞬间抓住观众眼球。这样的位置关系当然也不是随意安排的，观众的视点可以第一时间本能地捕捉到突然出现的元素，从而产生惊惧感。反之，配角被放大的次数很少，又常在右侧，背景又总是吉登斯，观众的视线难免会越过配角的脸，去注意背后女主角的反应，而深焦镜头也清晰地记录着她的神情。这些景深调度，都将观众的视点牢牢控制住了。

除此之外，影片布光也极为考究。上文提到，为了宽银幕和深焦镜头，电影设置了许多硬光，亮度非常高，以至于演员在准备时需要带上墨镜。另一方面，整座宅子弥漫着阴森的氤氲，高低照度反差很明显，许多家具陈设因为硬光的存在，形成大量阴影。毫无疑问，这样的空间是滋生恐怖秘密的温床。在一些场景中，镜头四周有非常重的暗角，揭示出女主角的主观臆想和人格层面的缺陷。 在一个吉登斯做梦的情节中，电影使用了很长时间的叠印手法，将吉登斯的主观意识投射到银幕上。在这里，影片并未采用典型的主观意识客体化镜头，而是部分客体主观化镜头加上一定的纯主观镜头。我们看到的是她来到这座豪宅之后所经历的事件，这些事件催生了她的梦。电影没有粗暴地直接将人物心像翻译成具体的物像，而是通过物像去暗示心像，既没有违背想象活动的心理特征，也实现了非现实幻想场景的心理效果。

因此，影片其实并未直接展现吉登斯的梦，而是揭露梦的诱因与性质。叠印的手法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同时表现出吉登斯的困扰与焦虑。我们能通过她痛苦压抑的表情与动作，以及影片之前描述的关键情节点，逐渐走入人物的主观意识，进而展示某种核心意象。此刻的影像制造出了极为有力的双重内在冲突，可谓本片艺术效果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叙事的点睛之笔。 而以上种种技巧与情绪，都被统御在了同一个主题风格之下，即暧昧性。为了突出叙事上的暧昧性，《无辜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影片大的故事框架而言，很好地体现了古典戏剧文学的架构，细微到对白、服装、布景等，都彰显了这一特征。本片的蓝本即亨利·詹姆斯于19世纪末的小说《碧庐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又译《螺丝在拧紧》），只不过杰克·克莱顿改编的是舞台剧剧本。

吉登斯是亨利·詹姆斯笔下人物的典型代表之一，美丽、善良、知性。而亨利的小说本身就在道德上存在许多模糊性，因此《无辜的人》也并不是凭空构想而成的暧昧性叙事。在《金碗》、《鸽翼》、《女士画像》等一系列作品中，亨利描写了各种善与恶的斗争，两方最终都没有明显的输赢。亨利的小说构筑了一种另类的二元对立系统，着重突出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于是在道德上不知不觉地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他一直所探讨的是，在世界中，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选择生活。不过电影《无辜的人》几乎摒弃了这个议题。 吉登斯小姐出身寒微，青春已逝美颜尚存。受某位上流人士雇佣，前往一座偏僻的豪宅，以家庭教师的身份照顾其侄子迈尔斯和侄女芙洛拉。在庄园中还住着老女仆格罗斯，以及园丁等佣人。芙洛拉长期住在庄园里，迈尔斯则寄宿在学校。从吉登斯小姐第一天来庄园后，种种怪事就不断发生，先是芙洛拉预言到迈尔斯会回家，果然迈尔斯第二天就被学校开除了。而后，吉登斯逐渐发现两个小孩有着异于同龄人的成熟，同时还看到了一些本不该存在的事物。逐渐地，吉登斯被幻觉所困扰，并得知了这座庄园曾经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无辜的人》在风格类型上归于心理惊悚片，同时悬疑性也非常强。吉登斯是那种典型的导游人物，与观众一样都是外来者、陌生人。这样的角色设置对我们而言很容易代入，我们也会随着她的行为逐渐深入叙事之中。不同的是，在吉登斯身上，同样有着内心不为人知的意识，而观众会很容易忽略这点，直到影片结束。导演正是抓住了这个盲区，构建了暧昧叙事的核心。 暧昧性叙事往往是为了扩充作品的解读空间，让观众从不同的维度讨论故事都能成立。类型片最原始的准则是避免让观众产生混淆感，但是许多类型电影并不会拘泥于此。它们故意制造一些开放情节，混淆颠覆观众的审美惯性，产生多义性，与观众形成思想上的互动。

好的暧昧性叙事，讲究有分寸的隐藏、留白、模糊掉某些关键情节，尤其是结局。但另一方面，也要明确突出一些伏笔和细节。这些线索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信息网，也许它们会在文本上自相矛盾（也可能不会），但是在艺术表达上一定是自成一体的。只有与确定性的部分形成对比，暧昧性叙事才得以成立。如果影片的任何部分都有多种猜测角度，没有足够细节与其他部分关联并可以完全确定下来，或者在形式而非文本上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往往就会让观者觉得故弄玄虚、欲盖弥彰，反而让解读失去了意义。 《无辜的人》就是通过明确的情节来带出不明确的、多义性的真相。影片通过梦与象征性事物逐步表现了吉登斯内心的变化。通常来讲，梦是欲望的替代和补偿。上文也提到，影片并未直接交代吉登斯梦的内容，而是揭露其动因和本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人物言行，去揣摩吉登斯的梦，以及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无意识因素。对于这个人物的隐情，影片在开头就扣上了一个悬念的帽子：一双颤抖的手在阴影中出现，随后是吉登斯痛苦的脸，嘴里念道“我只想保护孩子们，而不是伤害他们。”我们不禁要发问，她到底做了什么？

片中很多象征性事物不光在渲染庄园的诡异气氛，同时也反作用于吉登斯的内心世界。芙洛拉养了一只乌龟，但在镜头的暗示下，比如吉登斯担心又疑惑的眼神，我们总觉得这个小女孩要虐待她的宠物。芙洛拉也准确预测了迈尔斯会回家，她还喜欢看蜘蛛吃蝴蝶。在这些场景中，我们都能观察到吉登斯不安的神情。 而迈尔斯回到家后，我们更会感觉到这个小男孩的早熟。在马车上，无论吉登斯怎么质问，他就是不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后来，迈尔斯的几次恶作剧，包括他对吉登斯所谓的倾诉心肠，都活脱脱是一种成年人的姿态。小男孩不合时宜的淡定、微笑，有时会让观众感觉到不寒而栗。捉迷藏时差点把吉登斯扼死的情节，甚至让我们怀疑小男孩是否要杀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同时，影片持续用雕塑、照片、洋娃娃、鸽子等象征物铺垫情绪。

贯彻始终的一个符号是歌谣，反复在芙洛拉的口中响起，同时八音盒里也是这段歌谣。这是恐怖片惯用的手法，用独属于孩童的方式去烘托惊悚诡异的氛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孩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限，常有不安全感。而孩童往往代表着天真、纯洁、无自我保护能力，但当他们被不可名状之物，比如超自然力量或成人世界的丑恶所玷污、威胁、侵犯时，这种反差效果也正是恐怖感的不二法宝。《无辜的人》这段的歌谣，从旋律上就是优美而诡异的，每次想起也都是在女主角满腹疑团之时，却如同咒语一般，将吉登斯的精神状态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影片在持续让观众保持怀疑的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推进着。在吉登斯频繁看到幽灵时，事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得到了更多明确的线索，比如前任家庭教师的死亡、男佣彼得·昆特的故事，但却无法确定任何当下事件的真相。老女仆格罗斯也是一个确定的人物，在吉登斯冲芙洛拉崩溃之前，她几乎没有参与到任何事件中，并且提供了许多线索。也正因为她的拒绝参与，吉登斯无法要求格罗斯帮她寻找真相。

最终，格罗斯顺其自然地从故事中退场，离开了庄园，留下吉登斯一个人面对困境。当然，这个角色身上也有我们所疑惑之处，比如她作为一个住了几十年的老仆人，为何对庄园里的诡异之事视而不见？是出于保护主人的目的还是别的原因？影片并未给出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仅靠格罗斯的几句台词敷衍过去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没有影响到影片的叙事主体。 更大的暧昧性产生于迈尔斯与吉登斯的接吻上。影片中后段，我们已明显感觉到两个小孩隐藏的残忍性格。迈尔斯枕头底下藏着一只死鸽子，这再一次让吉登斯感到不安。但随后，小男孩和他的老师接吻了。接吻过后，镜头没有迅速切换，而是给了吉登斯嘴唇一段时间的特写。我们可以观察到她的嘴部动作，从不安地颤抖转化为尴尬的微笑，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吉登斯对这个吻的态度。直到结尾，吉登斯主动吻了迈尔斯。

影片的戏剧力量至此得到完美体现，隐藏在叙事表层下的隐秘全部被这个吻拉扯上来了。这时，我们或许能回想到吉登斯第一次见他们的叔叔，他特意说了一句“我是单身汉”时吉登斯所闪现的表情。我们也能回想起来吉登斯接到叔叔来信时，芙洛拉那句洞悉心灵的问话。还有她对男孩迈尔斯不同以往的态度。以及在某次闲聊时，吉登斯述说自己以前的生活，还有片头片尾吉登斯那宛如女巫的双手……种种迹象都表明，吉登斯的经历与信仰，导致了她对异性的迫切渴望。 但是，这难道就是故事的全部吗？一个性压抑的女人渴望英俊单身汉和小男孩的爱，受到心魔困扰，被幻觉击溃，进而引发命案的故事？我不这么认为。当我们回到表层叙事时，这个故事的暧昧性仍然无法消散。实际上，吉登斯在得知前任老师杰茜尔和男仆昆特的死亡事件后，我们便能将当年的惨案与童谣歌词串接起来了。通过格罗斯提到的关键信息，吉登斯立刻推论芙洛拉和迈尔斯被杰茜尔和昆特附体了，这能解释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有着不合年龄的成熟，以及为什么会显得有些残忍。但是按照格罗斯的说法，孩子们的性格变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杰茜尔和昆特交媾。

多义性的结局让影片形成了一个双螺旋的精巧结构。如果笃信一切都是吉登斯的幻想，那么最终惨案确实由她的心魔所致，她是全片唯一的恶人。如果倾向于相信孩子们确实受到鬼魂的影响，甚至真的被附体操纵，那么吉登斯就是第一受害者，虽然她最终还是犯下了错误，但惨剧是被迫而成的。对这个开放结局的思考，每个角度都很合理，既没有完全形成互斥，又达到了统一的表意效果。到底谁是无辜的人，导演将想象的权利留给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