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处子

鲜红底色上映出一段乳白色序言。接着，是西班牙当代思想家奥古斯丁·加西亚·卡尔沃的诗句，随后出现日期：8月1日——表面上，《八月处子》挪用了侯麦式字幕卡。影片第一幕「抵达度假住所」也与《夏天的故事》雷同，在访谈中，霍纳斯·特鲁埃瓦（导演兼编剧）和伊萨索·阿拉纳（编剧兼主演），也毫不掩饰他们对《绿光》、《夏天的故事》的喜爱和利用，以至于《八月处子》顺理成章地成了今日大受追捧的「把侯麦作为方法」的极佳案例。 然而，当字幕卡消失，夏日剧场正式启动，一道与侯麦故事的本质性分裂就横显了出来。正是从这道裂隙中实现出来的事物，使《八月处子》最终反叛成为一部与「侯麦式」夏日截然不同的夏日电影（《绿光》在美国的片名即《Summer》）。 那么，这一「断裂」体现在何处？按杜拉斯的问法：那个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又和我——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有什么关系？ 一条被遗忘的通道 从明媚的室外，到灯光熄灭的影厅之间，有一个被我们遗忘了的适应黑暗的过程：首先经过一条通道，伴着指灯示牌，连通着影厅阡陌的座位；接着度过一段广告和安全宣传的时间，在电影放映前半明半暗的灯光下，这也是我们整理随身物品、与友人闲聊几句的时间；然后瞬间灯光全部熄灭，直到这一刻我们才意识到电影正式开场了。当然，以上这一过程甚至不会形成一种「意识」，因为这种体验太过平常，且当我们一心以进入影厅看电影为目的时，哪还会注意到这一通道本身？ 我所遗忘的，不仅是我度过这一通道的时间，也是经由身体所感知到的空间性经验，非此即彼的空间化认知遗忘了彼 - 此之间的通道，是一处位于「内」、「外」之间的居间（in-between）地带。《夏天的故事》中的贾斯伯几乎无需过渡就「熟悉」了他初次来到的海滨小城迪纳尔，自白天抵达港口、安顿行囊，出门晃悠到天黑，再到夜里在房中摆开音乐卡带、弹起吉他，不必打量四周便径直走进陌生房间，打开衣橱不假思索地拨开房主的衣物，在餐吧坐下招呼点餐……对贾斯伯来说，内省和滨城之间并无差别，平日与度假之间的身心状态也毫无两样，周遭的一切似乎与他互不相关。 《八月处子》对侯麦的翻转在于，它恰恰把镜头重新定位到了这块我们本不会停留或感到隔阂的地方，并以数倍的篇幅和精力在这一内外之间的断裂处做文章，以唤起那一被遗忘的「居间」时 - 空，首先就体现在：在工作状态和假日状态之间，有一段供我们的身心调整「时差」的居间状态。伊娃的时差感则具体体现在前三天。 三重时间与时间错位 前三天出场的三位人物，分别代表着三种差异性的时间性经验。首先出现的是伊娃的马德里房主友人，「马德里人」在影片中是一种象征，指的是那些工作日生活在本地，到了节假日就出城度假的人，他们无意识地遵循着「工作日/节假日」的二分法来规划自己的时间。度假对他们来说有着习俗般的地位，尽管对于出城度假这件事本身，除了躲避酷暑/寒冷、远离城市、逃避现实、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之外，他们并不能给出更多理由——似乎理想、自由，自我、还有幸福，是一些位于彼岸的现成的东西。伊娃的旧友、写作者路易斯批判的正是笼罩在「马德里人」身上的「大他者的欲望」，也即被资本主义，被消费主义、旅游业、浪漫爱的观念所制造出来的「一到夏天就要出国度假，就要发生一段夏日恋情」的欲望。在侯麦的夏日故事中，度假总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一种自然而然的需要，《绿光》中的德菲因迫切地需要在7月的假期离开巴黎度一个好假，但这种需要（demand）本身又是从何而来？ 与之相对，路易斯过的时间可称作为一种「写作者的时间」。写作者的时间往往以截稿日期来划分，因此不必像房东那样遵循「工作日/节假日」的二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路易斯就随心所欲，他仍须按写作任务来紧密规划他的行动：去博物馆是为写稿调研、查资料、做采访，达成目的后就离开，不会有额外的闲逛。在这个意义上，他仍被外界所规定的秩序支配——遵从约定好的「deadline」和对稿件的要求（伊娃却提醒他追求自己的渴望，而非降低标准去适应别人的要求）。因此，夏天对路易斯来说同样难以忍受，因为酷热会令意识涣散、头脑昏聩、行动迟缓，会干扰写作导致其不完美，知识与信仰的边界也变得动荡和模糊。 出于和路易斯相同的原因，伊娃却觉得夏天才是最完美的时间。他们交谈时，后者首次向路易斯和我们透露了她小小的冒险计划：「八月很适合做那些我们不被允许在其他时间做的事」，并且「夏天是最适合完全地做自己的时间」。对待夏天的差异态度，源于伊娃所处的时间——与房东和路易斯的时间截然不同，那是一种抛开外在规范的时间，它经由自身的感觉和身体性经验重新定位——身份模糊、行动目的不明的她正位于时间中的一处（可能的）地方，这被克里斯蒂娃称为「时间错位」（anachronism），指的是一种不占地方却可能中断现在和在场的时间。当伊娃处在时间错位的门槛上，「2018年8月1日至8月14日的马德里」对她而言才可能脱疆成为一块没有国家的土地。 吊诡的是，尽管这是种不在任何地方却可能无处不在的时间，但它自身并无法自持为一个时间性术语，只能在空间性中被描述和再现出来，正如「马德里人」伊娃决定留在「马德里」，度过一段他人称之为「假期」，她却认定为关乎「信仰」的日子。伊娃也正是位于自身历史的时间错位中，才意愿着进入其自身的流放，像一只自愿负重的骆驼，走入她自己孤独的沙漠。为了成为自身之中的异乡人，成为其所不是，成为于他人于自身都尚且无法定位的存在。我们只知道现在有一个叫「伊娃」的女人，但并不知道她是「谁」。 那么，该依凭什么才可能与那个「谁」建立关系？「信仰」又与那个「谁」有何关联呢？在这个意义上，伊娃的夏日假期与齐泽克指出的问题遥相呼应：「谁」相信「什么」？（Who believes what?）——他认为，这是当今最重要的、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思考时，我们在哪里？阿伦特说，思考意味着中断，开启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永恒现在。在这个意义上，伊娃处在的时间错位，便既作为一个时间性位置，也作为时间边界的路标，会在某一时间点为一个意识、一道目光所惊觉。 来自异乡女的目光 伊娃突发奇想地登上马德里人断然不会去坐的旅游观光车，某一瞬间她注意到一位异乡女孩的身影。伊娃偶然地发现了她，像是察觉到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微风正撕裂夏日里的凝滞空气。她一边小心地不惊扰对方，始终和她保持一定距离，一边却牢牢追随着那道来自异域的惊奇目光，一个挨一个地去看这目光所掠过的一尊尊雕像：公元前4世纪的埃尔切夫人（The Lady of Elche）、罗马帝国的波培娅·萨宾娜……同一瞬间，在玻璃的反射与目光的投射下，伊娃和我们也看见了异乡女的亚洲面孔，在之后餐厅洗手间的镜面反射中，伊娃的面庞正与墙上的圣母画像处在同一个位置。经由影像和目光而实存化了的，是被我们遗忘的空间（Chora），在那里，女人们的面庞与目光正穿越银幕、穿越时间与空间、穿越世俗与宗教，彼此面对面（corps-à-corps），彼此重叠在一起，既相同又不同，她们正讶异地彼此互看：这一个个女人她们是谁？她是谁？我是谁？我们之间又有着什么关系？ 尽管路易斯的突然出现打断了目光 - 意识之间的流动，并将伊娃拽回到关于日冕的知识和经验世界中，伊娃却已然经由这异乡女的目光进入了其自身的辽阔绵长的女性历史时 - 空之中。正是在那个地方，伊娃找到了信仰之举的立足点和起始点，尽管经验世界中伊娃并没有迈出马德里半步（度假，究竟是在“度”什么？），表面上伊娃也并没有任何异样。与之相反，《绿光》中的德菲因去了瑟堡、山区和比亚里茨，也遇见许多异乡客，但这些异乡事物却再一次令她内缩回自己封闭的境地之中。如果说德菲因对度假的种种否定，触及到了对于假日欲求的根本性诘问（想要度假，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么遗憾的是，侯麦很快就将他的探寻归结到“绿光”这一看似「例外」的自然现象之中。 偶遇异乡女这一事件除了为伊娃接下来的行动定性之外，更描画出了一种错综可感的女性意识样态。影片后半部分将提到的两种迷思——关于存在论的迷思（也即李斯佩克朵下笔的位置：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以及「离开故乡」与「自我实现」究竟孰先孰后的迷思——已然显现在影影绰绰的女性意识中，纠缠在「惊异的目光」与「女人的时间」的关系中。当我们以为只有在异乡才可能孕生出一道惊异的目光时，我们不该忘记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女人的时间」所具有的首尾循环、无所不包的无限特征。也就是说，当影片一开始说：「她决定留在自己所属的城市，并将这视为信仰之举。而她试着活出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新方式」，意味着伊娃已经带着这种惊异的目光留在故乡马德里了：缓慢平移的镜头下，伊娃默默地跟随房主参观居所，如约在午后搬入，因为酷暑，她一再地停顿、喝水、休息、冲凉。打开门放阳光进来，出门买花和食物，然后开始细细打量房屋的各个角落，像观看自身的一部分那样观看这房屋本身。最后，目光停留在床底的一本书上，伊娃留在马德里的第一个夜晚就在这本书的陪伴下入眠。——这样的场景在《夏天的故事》中（恐怕在所有侯麦电影中都）是不曾有过的。 伊娃之所以能认出那道惊奇的目光，是因为异乡女的目光正是伊娃自己的目光，异乡女的处境正是她的处境。对于伊娃来说，看见异乡女、追随其脚步（而异乡女从未注意到伊娃的存在），是一次对自身目光、对自身女性意识、对自身所在的居间地带的积极确认。伊娃的假期就在这种惊异的目光下，在超越物理时间（日期切换和巴士报时）的情况下，在一杯鲜有人点的冰镇白酒的祝酒中愉悦地开启了。 夏日剧场中的女演员 回到影片开头，8月1日「伊娃」在男房东的带领下参观居所，就像一位无辜且无名的女演员，在男导演的引入下登上属于她自己的剧场空间：这是一间带有七个阳台的居所，太阳一整天环绕着居所移动，一如西班牙剧作家亚历杭德罗·卡索纳笔下的剧场。卫生间里有着上一任女住客留下的幕后化妆间排灯。这舞台本属于房东，或还有前住客，并没有单独留给伊娃的空间，正如房东在北美哲学家史丹利·卡维尔一本叫做《追求幸福》的书里读到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女演员榜样，她们既为伊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提供了范例，但范例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她的局限。 伊娃听房东讲述关于哲学家、三十年代喜剧和女演员的知识，对于他所说的一切，她却一概无知，甚至并不知道此时她自己就是舞台上的一位女演员。有意思的是，男房东（/男导演）说完这些之后就恰当地离开了（第一天也结束于此），他似乎意识到了知识的边界和无能。关于这座城市、关于伟大的女演员、关于女性的历史知识只能止步于外在于我们的客观描述；一个世纪前女演员的经历，对于曾是女演员的伊娃来说也没有直接的参考价值。接下来，在马德里这座夏日剧场内发生的故事将是难以言说、无法定义的，只能由已经被推向台前的女演员伊娃在她的行动中展现出来。那么，当伊娃将「假期」重新定向为「信仰」，将「留在家乡度过假期」重新定义为「活出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新』方式的尝试」时，伊娃究竟想要什么？她又是如何展开行动的？ 从我的身体到我们之间的世界 尽管伊娃对房东口中的知识一无所知，但她似乎又无一例外地通晓着一切——她想要一种房东与路易斯并不关心的「过程中的真相」，一种与习得「客观真理」相异的「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一种香特尔·阿克曼所说的，在头脑、目光（/身体）与心灵之间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的切身性感知。如何才能打开那扇古老失灵的破门？伊娃被房东教过一次，又被欧卡教了一次，但只有在欧卡手把手的引导下，通过对手和手腕的触知，伊娃才能摸到其中的诀窍，才能感觉到究竟转到哪一点上会卡住，才能懂得房东所说的「继续朝‘你自己的方向’拉」究竟朝向的是哪里。 《八月处子》中铺设的大量细节，正致力于将这不可见的处境变得可见。被人所遗忘的空间、处所、通道、房间本身，就迫切地呼唤着一种处境知识：如何观看和住进一栋房子？如何建立和调试自己和这个空间的关系？如何将「一个」处所居住成「我的」处所？——整整一天（8月2日）伊娃都在细细地和这栋房子打交道：打开窗户，使用家具，探索角落，放上一束花，观察小摆件、装饰品、书、墙上的人像油画。同样地，城市也不是博物馆展板和标卡上告诉我们的样子，更不是僵死的习俗、节庆和纪念碑。相反，城市是在伊娃的行走和游荡中显现出来的，是在具体的人与地方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城市是在聚集在本地的人与人的交流之中，在你我彼此与城市的三角关系之中，在「你的」城市与「我的」城市的交往和共通感之中建立起来的。 与伊娃同房东的对话相对，从处境化的经验出发，也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前来搭讪的乔和威尔，若不是唱出他们从小听着长大的国际纵队歌谣，便会轻浮地滑向贾斯伯那「送给谁都一样」的水手歌，伊娃第二天可能就不会主动聚集新朋旧友去河边游玩。在那个主体间性的位置——伊娃不仅通过她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判断乔的行动，同时也为乔腾出空间去切近地理解他的处境和他对马德里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空间 - 城市 – 世界才可能重新诞生出来。于此形成对照的是还包括《绿光》中德菲因对友人、搭讪者与度假地的一再否拒，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她只知道她不满一切旧式的关系。但德菲因最终并没有行动起来，只是把一切联结共通感的希望押注在魔法时刻。 投身到处境中去，在与他人面对面的过程中，人才可能从被抛入的符号系统中重新活出属于她自身的形态——当伊娃措不及防地被威尔扔下水中时，如何在无差别的客观世界中竭力活出自己的样貌，便成了一个危及呼吸 - 生命般亟需解答的问题。此处伊娃的自白首次在画外音中出现：「活出真正的自我啊……要如何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呢」？漂浮在水中的伊娃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本该对此一无所知才是，因为本就没有那一被缝合得严丝合缝的本真的自我。尽管如此，伊娃的身体在入水之后不知不觉地熟悉了水性，在水中她自然而然地脱掉了原先裹得紧紧的衬衫，在水体裹拥下，欧卡祖母的泳衣中重新显现出她自己的身体。波光粼粼的水中出现了一位活的奥菲利亚。 无神论者的信仰 水中的伊娃究竟领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第二日（8月7日）的短暂镜头却彰显出伊娃的信仰时刻，尤其在前一日的「洗礼」之后。当节日的主保圣人圣卡耶塔诺像被众人缓缓送走时，像是领受了恩典一般，泪水涌出伊娃的双眼。对于无神论者来说，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在知识的边界处，在男房东三缄其口、转身离去的位置上，我们该如何去进一步理解伊娃所说的信仰？为什么在现代人普遍失去信仰，或难以维持任何信仰的时候，想要活出真正自我的伊娃却始终在强调，并且致力于实践出自身与神和信仰的关系？ 《八月处子》全片一系列的「神秘事件」看上去都和西班牙天主教传统有关，一如影片主角即名为伊娃/夏娃并终结于她的「圣灵感孕」。实际上这出于生活在马德里的创作者们对城市知识的充分调用，这些表达元素的统一性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它们既没有逻辑上的决定性也和宗教无关，而是应和着克尔凯郭尔在审美和伦理之外关注的另一舞台，也就是那「信仰的一跃」。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与存在相关，但信仰也最不可理解。当齐泽克问：如今「『谁』相信『什么』？」时，言下之意的隐忧便是：如果没有信仰，那我也就不存在。宾词失落的同时撤销了主词，也取消了与我相关的处境知识、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可能性。正是在信仰与存在的关系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伊娃的信仰之举：在假期中（即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中断处，脱下平日服饰，穿上礼袍歌唱舞蹈的错位的时间中）实践自身与信仰之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活出自己、塑造出自己的样态的过程。 由此来看，虽然关于「怀孕」的线索散落在《八月处子》各处，比如伊娃和欧卡的聊天，苏菲亚和她的孩子，痛经疗愈的仪式，和阿苟斯的交往（不容易发现的是，这种提及其实出现得更早，当伊娃还不认识欧卡时，欧卡街头表演的歌词中有一句就是「阿，我怀孕了」），但都统统都无法解释伊娃的受孕。 当处女般纯真的伊娃一头扎进她的冒险：和路易斯、苏菲亚的再会，和欧卡、乔、威尔的相识，在水中的感受，从陌生人玛丽亚那里得到的子宫祝福，在房间中和阳光游戏，从派对上听到的歌声，以及一次又一次闯入阿苟斯的生命时，这些「征兆」背后涌动着新的事物、新的生命、新的自由。这种「新」，既不是人们标榜的「更新更真的自己」，也不是重新降临于世的「脱胎换骨」，这「新」恰恰是异于她的经验，是神秘的潮汐和月经之力，是欧卡的热情和能量，是威尔背负的历史，是苏菲亚生子后不受选择的人生，是阿苟斯从未他想在的地方的体验——这一切如创世纪般在她体内搅拌、塑形，出于对这种「新」的相信，促使伊娃飞跃至那不可能的受孕。 在这些新事物中讶异地认出自己，就像在外在于/内在于自身的事物之中听见自己理想中的音调，听见从不可追溯的远古时空中（——是来自月亮？）传来的自己的回声。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处境—空间，但女人的奇异之处在于，当她浸润在瞬息万变的处境中的同时，又会在无限涌出的现在找到令她微笑、令她自由的事物。「我」重新塑造出了我自身之中的异乡人，我重新出生于一个世界，我孕育出一个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