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这是一篇25天前就应该发布的导演专访稿件。 它直到今天才发布，除了我治疗十几年都无法康复的拖延症，还有就是，我舍不得。 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把它发出来，我怕发出来后，我就不再那么惦记它了。 那这篇专访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呢？ 对于电影媒体工作者而言，它在电影工业随时会卡死在命令的危机下，在内娱濒临粉碎的时刻，它所携带的用来抵御恐惧的坚定，可以暖胃，可以舒心。 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它是一面光亮的镜子，你能从中对照到自己当年因为电影重获生命力的动人时刻，它像我们人生第一次去了解一棵苍天大树，下意识地，也想去延展一下四肢与筋骨。 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渴望对抗沉闷的，迂腐的，落败的，倒退的现实的人，它像夜里跳出阴云的圆月，只要你专注地奔波在前进的路上，它就会照亮暗黑里的迷雾，你的双眼不会干涩，你的头脑保持着清醒。 这简直就是一篇关于养生的专访，毕竟，生活早就病入膏肓了。 孤独，卑微，自艾，胆怯，空落，是这位导演最初的仪容。 自由，愤慨，慎独，不惧，猛然，这是导演成为导演后的完整。 谁做到的？ 电影，也是每个与电影为友的人。 电影开始让他对自身有了要求，他也由此决定提高自己，创造影像表达。 他的经历，同时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必不可缺的，它哪怕一时战胜不了愚昧的基数，但也永远是社会的基底。 这位青年导演叫张中臣，但我们先不着急介绍他获得最佳电影及导演奖的《最后的告别》，我们先来了解他这个人。

他有很多身份，农民的儿子，电影学院的保安，彭发的剪辑师，自己的导演。 我们今天就看一下，电影之子，如何因为电影，开始形成真正的自己。 为他那句“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的获奖词，找到一个真实的出处。 在过去，这句话一点也不矫情。 01.极暗童年：魔鬼在身边，记忆埋进河边的坟地 我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的一个村子里，叫张庄村。 这里是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交界，我们县发展一直不好，因为每个省都不管我们，四不管地带。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自己的宿州市，平常都是去河南玩，骑摩托车40分钟就到了，再骑一个多小时就到江苏徐州了，最后到山东枣庄。它是这么一个被割裂的空间。 我们那边也有特产，砀山酥梨，从前是给皇帝上供的，所以我们那也叫梨都，每年都有梨花节。因为是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望不到头，冬天起霜起雾的时候特别美，就像《永恒和一日》里一样。

说回家里，我是家里老三，还有哥哥和姐姐。我妈是农民，我爸是农村语文老师，平时喜欢创作，写诗，写写小说什么的。《最后的告别》里那三首诗都是我爸以前写的，很早以前，八九十年代了。 早年农村教师会被村里人看不起，因为在农村不干活，赚不到钱是不行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我爸八几年就开始教书，那时候才二十岁出头，村里边很多岁数特别大的人都是我爸的学生。 我爸性格特别内向，他是被空间给压抑的，他其实很不喜欢农村。我记得小时候他点煤油灯写作，我妈就很烦他，你怎么还写作，你就应该陪我剥棉花。 因为我妈很累，从我妈的角度讲，她每天干农活还要照顾我们，我爷爷奶奶他们也要帮我叔叔带五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聋哑人，《最后的告别》主角为什么是哑巴，就是因为这个。那时候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但是我记忆里，我们家庭环境是极其不舒服的。

我对童年记忆很黑暗的地方，来源于一次邪念的焚烧。 那是2000年，我当时九岁， 9月1日的早上，大家暑假开学，我们农村都会起很早，一起背着书包叫发小去上学，当我走到他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发现这里边围着好多人，一大群人。我当时个子矮，就从那些大人的腿缝里，看到发小的父亲，他被绑在院子里的一颗梧桐树上，身上沾了很多血。 为什么绑住他呢？ 因为8月31日晚上，他把自己两个儿子给杀了，就是我发小和他弟弟，他弟弟应该才上小学一年级。 我童年记忆里有一个“红孩儿”，在我们那流传特别长，说“红孩儿”晚上喜欢吃人，就给我们小时候造成童年阴影，后来知道“红孩儿”是真的，但他不是吃人，是走火入魔后做一些特别狠的事。 我创作《最后的告别》剧本的时候，不知道我发小的父亲为什么异化，听我爸讲，他还有一个导火线，是什么？ 我父亲每次教完书都会打暑假工，发小的父亲也会跟我爸一起去，他们有次去徐州，干完活，发小的父亲偷偷把蚊帐拿回了家，一个蚊帐而已，我爸说不知道谁故意搞他，就举报了他，他心里极度恐惧。就这么个事情，一个不值钱的蚊帐，是一个导火索。 至于为什么杀他两个儿子？其实是他晚上经常会戴一块手表，但那晚手表不见了，就想让他的两个儿子帮他找，两个小孩晚上睡得很死，就没人帮他找，他就拿斧头先把大儿子劈死，小儿子醒了，在堂屋里拼命跑，堂屋里三间房子门都被反锁了，小儿子被发现时，就死在门缝里。 这些，我当时只了解到30%，只知道发小被他爸爸打死了。 原先我们农村因为夏天太热，大家都打开着门，或者睡在屋顶上、路上，各自串门，很轻松的。这件事之后，各家都锁着门，晚上不敢出屋。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发小的父亲是被判刑了，枪毙了，还是去精神病院了，甚至有人说他逃走了。 整个村，没有人知道。 发小的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我妈妈有一次在赶集的时候碰见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互相看了眼对方，转眼就在人群里消失了。 而我呢，失去了一个伙伴，他的坟地，就在我以后每次上学必经之路的小河边上。原本那里有一个断了的树枝，我们会抓着它学人猿泰山在空中荡过去，后来再也不会了，因为那有他的坟。 02.荒芜时光：恐惧饲养灵魂，电影初露微光 那件事之后，我爸就把我送到特别偏僻的一个私立学校，两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我那时候上四年级，才十岁啊。 当时学校宿舍满了，进不去人，但学校附近有村子，分配了几个双人上下铺的床，睡在旁边村子里边，每次要走一条漫长的黑黑的夜路才能到。 好恐怖，我不想在这儿，我特别害怕。 我妈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校门口大哭特哭，我妈说那咱不上了。但我最后的意思，就是，咱们学费都交了，还是继续吧。 坚持下去，慢慢就变好了。 连成绩也开始变好了，当然，其实也是被打出来的，我对那个数学老师有点阴影，他会拿皮带抽你。 上完五年级，我就考到县里最好的初中。 结果，一到初中，人就开始自卑。因为那所初中里大多数学生都是县里的户口。 我一个村里来的，都不用说话，光看穿的，看吃，就能分出来。我根本就是过了三年自卑的生活，但父母都不知道我这种心理。 那时候就开始学坏，去网吧打游戏机，第一次去是在初二，玩街机，打拳皇。学校旁边还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乒乓球室，还有一个录像厅，就是一台大电视，我有时候不回家就每天交五块钱在这儿看碟片。 我其实从来没看过电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露天放过《地道战》，那天还下雨了，对电影一点印象都没有，一点存留的信息都没有，之后也再没看过。 上了初中，学校会组织，去县工人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我因为想吃棉花糖，进去比较晚，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怎么也找到不人。 我就身处黑暗之中，特别恐慌，放的是一个黑白抗日片，演的是几个鬼子在村里乱窜，杀妇女，还是在我们县里拍的，好多梨花。 我当时对电影的唯一情绪就是恐怖。 直到刚才说在社区看电影，看录像带，才开始对电影有喜欢。当时最爱看的就是托尼·贾的《拳霸》，每次都看。

其实县里还有一个放黄片的地方，叫“天幕”，它在一个三层楼巷子里，特别偏的一座楼，有小窗口，你给他几块钱，进去就行，随便看，里面一张老式的木桌子，放着一台彩色大电视。 县里那些拉三轮车的，开三蹦子的，经常来这里看黄片。我同学就带我去了一次，但那天没看成，有些老头说“不看了，看腻了，放个武打的”，结果你知道换了个啥片么，我在多年后才知道名字——《杀破狼》。 后来我中考考了600多分，上了二中没上一中，但高中的时候开始去网吧包宿玩CS、跑跑卡丁车，玩到每个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成绩就一落千丈，全部荒废。 在学校赊账太多了，身份证给扣下了，老师就找到我父亲，但我真的一点课都学不下去，我也意识到我做错事，但扳不过来，一听老师讲课我想死的心都有。 直到高中毕业，我还欠学校600块钱，我不敢跟父母要，就跟我哥打电话求救。高考完，2008年，我就来了北京，投奔我哥。他当时在大兴的工厂里，专门做肯德基那种外卖包，我就在这工厂做了两个月，查高考分数都是在这的工厂查的，就记得300多分。 其实我哥他原本是特长生，画画的，还爱表演，初中毕业汇演他还演包青天，我们全家人都去看。他偷偷来北京，最终是想学电影。 但直到那时候，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还是继续，去西安上了个大专，学机电工程模具制造。 在西安上大专的三年，每天过得都是无聊的日子，上网，睡觉，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聊，我能意识到这一切，但是无法改变。 2011年，上了两年半后去芜湖美的空调实习，是我一个朋友介绍去的。 我当时分在胀管车间，就是做空调里面的过滤网，一片片的网格，它要铜管穿起来，压缩成一个铝片，放在空调的外主机里面。一个叶片要穿10根铜管，女生来负责，我们前一个流程穿好，穿好是散着的，它需要用胀管挤压成硬性的，把这些网片强压力，把它凝固化，我们就负责把散着的网放在胀管下面，按开关，巨型的机器就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升上去把门打开，再把这三个放下来。 我说的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这样。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事件，我们一个玩得特别好的电工，他在修线路的时候，没有保护措施，触电了，直接摔下去，头朝地，硬摔在车间的地面上，地面是很硬的塑胶地。 那时候我20岁，我从工厂到朋友租的房子，每天要走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对我很重要，我就在路上走着走着开始想，我到底在干吗？ 因为除了这条路，我在别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想问题。 我想离开，必须，马上。

我就又去找我哥，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队队长。 我把电脑卖给我同事，坐着火车就来北京。我哥去北京西站接我，坐十几路的公交车，坐到蓟门桥北，西土城路四号电影学院那一站下车。 他把我领进了北电。 03.保卫北电：电影开了光，人开始活了 回到2008年，那年我去西安上学，我哥他就去了电影学院做保安，因为他管理能力还行，慢慢就成了队长。 当时我就住在他保安队宿舍，就是电影学院C楼旁边有个小屋，在角落里，再往旁边走就是导演系的教室了。他说你就在这待着吧，他要去上课了。 我一开始就在北京四处乱窜，逛逛公园，当年来这也没逛过。还是无聊，我哥也觉得我无聊，就说，你去听听课玩吧，我就跟着学生去听课了。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C楼114，电影学院最大的阶梯教室，我就坐在最左边过道的第四排。

我听了第一堂课，大师研究，研究李安，拉的片子是《喜宴》，她的PPT上是机位图，讲解电影里一家人吃饭的戏。 我什么都没带，就在那坐着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就感觉自己当时越来越全神贯注，除了电影，没有任何东西干扰到我。就这么听着听着，下课了！我竟然听进去一堂北京电影学院的课！ 你说我都听懂了吗，也没有，但就是能记住老师讲了什么。 讲电影，放电影，真爽，真好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去听课，那时候管的不严，好多课都可以蹭。 但如果我长时间在保安队住着却不上班，会被人说闲话。而且我哥后来也不当队长了，他想好好的上课，不想管这些事。如果还想继续在这听，我就要当保安。我就去这家保安公司入职了，签合同上班。 然后我就开始上课了，头一年是2011年，有课就上，能听的课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 电影学院保安有两个特别好的职位，一个是监控室，还有一个夜班巡逻队，晚上拿着对讲机在学校里面窜，因为这两个岗位不太影响白天上课，所以竞争比较激烈。

其实电影学院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就是偷盗自行车特别多，丢了我就去查监控，把这个人找出来，报个警。 还有一次某知名导演的女儿的车牌找不到了，被人撬走了，我就帮她查，结果是他们班的学生恶搞她，开个玩笑，她后来知道是谁，也没再追究。 在北电当保安，还能近距离和导演接触，有一年吕克·贝松来电影学院，我就是“保镖”，护送他一路，还有米哈尔科夫也是我贴身保护。 因为我从小自卑，到了北电更自卑，内心是特别不想让周围上课的学生知道我的工作。

当我听说电影学院有个继教学院可以考专升本的时候，刚过完年，我就马上开始备考。 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导演剧作方向，我还记得专业课面试时，文学系的孟中老师面试我们，他说你现在工作是什么？我说我在当保安。他说你当保安做什么呢？我说我现在在监控室这个岗位。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监控室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就从我的角度分析监控的视角以及空间的关系，我举了个例子，我喜欢听徐浩峰老师的课，我知道徐老师每天几点到学校，在监视器面前，我就从大门开始看他，从大门走到下一个路口，到C楼门口了，接着走到114，我会这样一直跟着他。 因为摄像头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 孟中老师觉得挺好的，我这就过了，录取了。后来拍《最后的告别》，里面监控室的元素就是我做北电保安的体验。

上了专升本，因为继教学院它是两年半，非全日制，所以我是寒假入学。但对我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学校的课我基本都上过了。 可是保安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不然我没有生活费啊，那时候一个月1500元，管吃住，在2012年这可不低了，他们有的人最早来的时候才800元一个月。 我是完全被电影迷住了，每天看电影看书，认知不同的体系，认知世界，早就忘了《杀破狼》。不是说《杀破狼》不好，是在那个状态下不会再看这种片子。 这么说吧，从2011年到2015年，四年的学习积攒时间，我相当于一般人的8年到10年的量。 有一个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什么都不重要，活着还有点意义最重要。 04.重返社会：一条叫“现实”的鳗鱼 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试着用手机拍短片，找不到演员，就找我同事王耀德，他一直在演我的片子，那时候他还有头发，演到《最后的告别》头发都秃了。

我拍的第一个短片叫《新闻》，豆瓣有词条，我的词条还是《天坑人家》导演姚祖彪帮我建的。故事很简单，就是那年上海元旦外滩踩踏事件。

那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么惨痛，但天上还放着烟花，我觉得这个世界被割裂了。然后我找了很多新闻素材，再把原子弹第一次爆炸的画面拼贴在一起，加上踩踏事件本身的新闻，交叉起来，结尾落在电影学院保安宿舍二号公寓的宿舍，王耀德站在窗口，镜头缓缓拉开，一座大楼把他包裹着，外面一群人还在开心的欢呼，“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结束。

到了2015年毕业前，已经有人找我剪辑。学校有一个机房，会有老师讲剪辑的基础操作，我就在那里学。最主要我拍短片的时候，我也找不到别人剪，只能自己剪，我自己剪我还没有电脑，我还要借，那时候买不起苹果啊。 后来有些人听说我会剪，就找我。其实都是学生的短片，还有一些特别简单得采访之类的，正反打而已。慢慢我就喜欢上剪辑，特别喜欢，大家也都认我。

现在问我学校短片拍得好的，反倒是沙漠有一个短片叫《黑鱼》，祖峰演的，有点像今村昌平的《鳗鱼》，讲的是一个从看守所里面放出来的人去寻找一个人。有一个镜头，结尾时祖峰带着女孩骑摩托车，那个感觉还挺好。 快毕业的时候，我意识到北电是我的一个安乐窝，是我们几个人的小乌托邦，但2015年那个过年的冬天经历了一些事，我发生了一些转变。 就在刚刚过完春节，我正动身回北京，当时我哥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家人开车回北京，我妈不想让我买火车票，她让我跟着人家的车来北京。但我不想，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我特别不喜欢膈应的感觉。 最后这段路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路上会遇到很多亲戚，会去亲戚家串门，就带着我一个外人，一起串门。他们招呼我，我就很难受，结果从我家到北京停停歇歇开了将近30多个小时，原本几个小时就能到。 我回到北电后，就在想这一路发生的事情——我真的要去社会了，不能再在这里待了。 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下，我参与了一部彭发监制的电影叫《虐杀12小时》，那部戏缺剪辑师。 我以为招的是剪辑助理，就报了一个助理的价， 没想到到了现场，就我一个人剪。 我这是第一次剪剧情长片，彭发导演看了我剪的戏，觉得可以，那就咱们一起做定剪。其实我之前对彭导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他以前是“亚洲第一剪”，剪《风云雄霸天下》《无间道》什么的。 我以前就对自己说过，剪足够多的片子，不管是烂片还是好片，就可以拍自己的电影。真的，我一开始就是不停地剪，剪了20多部长片。 因为我很清楚，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先保自己的饭碗，有的人可以在家待着写一年剧本，我不行的。 但在空余的时间，我还不能因为我剪的这些东西而被干扰到，我还要积累自己。 所以我至今每天要坚持看一部电影，不要偏离自己喜欢的电影。 05.扪心自问：影像，盘问孤独的吐真剂 现在回看，我最要感谢的是彭发导演。 他那时候问我，平时有工作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以后跟我剪片。2016年，我剪了他的院线电影，也是我剪的第一部院线电影《会痛的17岁》。 我最近剪的是一部钟汉良和吴镇宇的片子叫《宿敌》，讲澳门的，警匪动作片。 到了2018年，我决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再接活，全身心的做《最后的告别》。 我到了表达自己，认知自己的时刻。 我当时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一到老家，一看到那里的人，我就受不了，就想哭。 就是，你觉得他们有可悲的地方，但他们又活得特别有生命力！ 你爱他们，又恨他们，就这种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所以我的第一部电影，一定是童年记忆以及相关村子里那些人的精神的变迁。 这就又说回我们这一批北电保安队，我们可以说是北电史上最早的，最热情的，也是最真诚的一批爱电影的保安。 我们很清楚，因为最初刚弄剧本的时候，我这几个朋友连本子都没有看就说弄，你拿几万块钱，我拿几万块钱，凑了几十万前期拍摄费用，创投都不走，就这么拍了。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看《最后的告别》是不是有点割裂感，但这个割裂感是统一的，看这个片子里每个镜头怎么会跳到那么一个镜头上。我的摄影就是彭发导演团队的张瑞赓，一开始我们在一些布光的问题上也有一些矛盾，但拍到中后期，他嗨死了，杀青了都不想走，他摄影天赋很好。 彭发导演看完后说，他知道我有东西在片子里，这种东西，就是他三十岁左右拍《无声火》的那种劲。他记得那个劲。 拍完这个电影，其实关于痛苦记忆的那道坎并没有过去，但我找到了和过去交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电影。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欢迎关注。